科尔曼通过讲述近代工业的发展史，向读者提出一个问题：技术到底是良善的，还是天生有害的？倘若皆有之，我们如何去抛弃坏的技术，去追求好的技术。
在技术的发展史上，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某一领域技术的发展经常发育于一定的社会和政治框架之中；并且资本主义为了谋求技术相关的高效率、经济快速增长的价值观，而强行让技术服务于这些价值观，并不去考虑后果。技术的选择从不是在孤立状态下的，它受制于形成主导世界观的文化和世界制度。曾经，它因资本的逐利而表现得有害；那么在当代，我们一定可以拓展一种重视社群生活和自然环境的价值观去引导技术从善。
一个很好的范例出现在古代希腊，当时充斥着“浓郁的社群生活氛围，对多样性的顶礼膜拜，以及对品质、技巧、艺趣的强烈推崇”。这不仅没有造成环境的影响，还有效的推动了古希腊人精神文明、物质文化的极大提升。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到科学范式似乎是更替着发展的，这影射了一种借鉴古希腊人社群技术观的可能性。
利用技术的迭代发展去解决过去技术产生的问题，或许是可行的。但是，我们当前更应去做的，是去“复兴自然环境、地区文化、老派思想、有机社群结构，以及高度分权的政治自治”。这并不是老调重提，在继承中发展传统，就会诞生出另一场生态可续的“文艺复兴”，无疑能解决当前的技术恶性发展难关。
